纪念乔宽元｜肯将金针度与人

　　前，著名殡葬理论专家乔宽元先生因病辞世，留下了他念兹在兹的殡葬理论研究事业。一年间，学界、业界很多同仁都在表达同一种情愫：乔老师并没有离去。因为我们都还在乔老师建构的殡葬理论体系中研究;还在乔老师塑造的殡葬话语体系中言说;在乔老师创立的理论框架下实践……但是，人们已再也不能见到乔老师的音容笑貌，乔老师确实已经离开我们了。

　　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作为“乔氏殡葬理论”诞生的主阵地，有近水楼台之利，在各界支持下，我们发起了《观天化成 宽元人生——乔宽元先生纪念集》的编印工作。《纪念集》收集整理了先生自述、要论，和友人、亲属、同事、后学撰写的回忆文章，辑录成册，以此向先生致敬，更意在传承殡葬学术薪火、构建殡葬学术新格局。《纪念集》以先生倡导的“保留人生文化”为主旨，从多个层面勾勒了先生的学术谱系和精神画像。感谢澎湃新闻的慷慨支持，使我们能够先行发表三篇纪念性文章，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对乔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深厚的理论素养及其对于殡葬业界产生的广泛影响有所了解。同时，也希望借此使更多的国人关注殡葬文化的研究，关注殡葬事业的发展。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系副主任鲁虹副教授多年追随乔先生从事上海殡葬研究，回忆文章文章对先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精到总结、归纳;中央民族大学马金生副教授的文章，通过与和乔宽元先生人生交集的几个片段的回忆，不仅对乔宽元先生的思想观点多有呈现，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尽心奖掖后学的蔼然长者形象;中国殡葬协会公墓工作委员会赵小虎主任则结合工作实践，论说了先生在殡葬科研领域的突出成就及其对殡葬业发展产生的影响。

　　斯人已去，其道犹存。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创造历史，对思想者最好的纪念是继续思想。在乔宽元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谨以此表达对乔先生深深的怀念和敬意。(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所长 刘平)

　　在国内著名殡葬理论研究学者、上海理工大学教授乔宽元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拟组织一场纪念活动。刘平所长邀我写一篇回忆性的文字，谈一谈与乔宽元先生的交往。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其实，在乔先生过世后，我便一直想写一篇文章作为纪念。

　　2009年，我博士毕业后进入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工作，从事殡葬政策与文化研究。进所之初，即有同事建议我认真读一读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殡葬文化研究》。我发现该杂志上有个专栏叫“乔老爷信箱”，旁配插图是一位微笑着的白发老人头像。该栏目专门回答读者关于殡葬改革中存在的一些热点或难点问题，很多回答都颇有新意。有领导告诉我，这个乔老爷就是乔宽元先生。

　　后来，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主编《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殡葬绿皮书”)。在所领导的安排下，我好几次向乔先生约稿，乔先生都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也是我和乔先生交往的开始。乔先生的研究主要面向上海，同时展望全国，如生态葬式评估体系研究、上海殡葬转型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的海葬推广研究等都非常具有前沿性。再后来在民政部组织的殡葬改革的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作为专家被聘请的乔宽元先生：一位睿智而又特别提携后进的蔼然长者。

　　乔先生是上海理工大学的教授，在退休前就从事殡葬改革研究，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用他自己的话说属于“发挥余热”。不过，对于殡葬这一严重滞后的科研领域而言，乔宽元先生“余热”的发挥不仅特别重要，同时也格外成功。乔宽元先生过世后，民政部社会事务司专门发了唁电，在深表悼念的同时，高度评价了他对当代中国殡葬改革事业做出的贡献。

　　乔先生对于后进的提携是发自真心的。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次，是乔先生在电话中指导我应尽早找到科研“立足点”。他说湖南长沙民政学院的王夫子(王治国)教授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殡葬，江西师范大学的郑晓江教授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研究生死，而他自己则是从科学的角度研究政策。他说，你是学历史的，可以通过研究历史来为现实提供借鉴。当听说我对文化人类学发生兴趣后，乔先生非常高兴，他说文化人类学更有利于理解人类殡葬活动的行为和意义，有助于加深对殡葬文化的理解，同时对于殡葬政策的制定多有帮助。这一次电话交谈，让我对乔先生的博学有了深刻体认。乔先生是理工科的教授，但他对人文社会科学也多有涉猎，对文化人类学要义掌握就非常到位。

　　乔先生对于殡葬改革的思考是深刻的。他多次和我说，对于殡葬改革的研究既要有历史学的宽度，更要有哲学的高度。他曾多次强调，殡葬改革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切忌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对于当前殡葬改革中文化维度的缺失，乔先生有着深刻的反思。尽管乔先生强调自己是在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殡葬政策，但他在近些年更多地则是在提倡要保留逝者的人生文化。按照乔先生的观点，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地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因此应保留住逝者的人生文化，淡化人们对保存遗体和骨灰的过分纠结。乔先生指出，一代代上海人的人生文化，汇聚而成的就是上海文化、上海精神。同样，如果能够保存住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文化，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这在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他专门和我提到，在这个空间有很多研究可以做。

　　2018年10月初，当得悉乔先生罹患重病半年有余后，我决定利用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看望他。去前和乔先生约好，要对他做一次专访，主要围绕乔先生的科研经历和当前殡葬改革领域中存在的重点问题进行，访谈结果将收入我想做的《当代中国殡葬改革访谈录》一书中。乔先生愉快地同意了。当我到了乔先生家中，发现他还是那样和蔼可亲，对于自己的病情直言不讳，同时表现得云淡风轻。他对我说，今天别的都不聊，只聊他从事殡葬研究的经验。他说，由于殡葬行业的特殊性，一般大学或科研院所的学者很难深度介入。即使介入了，也只能发些表面的议论，特别是不易坚持下去。他提及在上海理工大学着意培养的几位年轻学者，学术基础都非常好，但由于缺乏科研经费支持，同时相关成果不易发表，这几位学者都有不小的科研压力。乔先生后来将话题转到我身上，说你现在已到高校工作，肯定也会遭遇同样的问题，希望我能够坚持下去。接着，他将自己早年追随于光远先生编辑《方法》杂志以及从事殡葬科研的工作经验和盘托出(见乔宽元：《我俨然是殡葬界的人》，澎湃新闻，2019年11月22日)。特别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乔先生结合自己的经历专门强调学者要有良知，学者在发声时心中要想着“老百姓”。

　　由于身体的原因，当谈话进行到快一个小时的时候，乔先生提出他要在沙发上躺下来。我提出访谈到此为止，起身准备立即离开。可乔先生并不让我走。接下来，我们聊到了北京大学吴飞教授的那篇在媒体上流传甚广的《现在的殡葬制度是把人当垃圾处理》。乔先生说，这篇文章他认真学习了，有名牌大学的学者重视是好事情，文章也触及到了当前殡葬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不过，作为学者还是应该深入实际多做调研。中国的现实太复杂了。有了深入的调研，在殡葬改革的发声中才会“客观”，更心平气和一些，所提出的建议也会更加具有建设性……

　　临告别时，乔宽元先生执意送我到门口，冲我摆摆手说：“谢谢你来看我!希望还能见面，不过可能没有机会了。”我眼圈一红，说还会找机会来看望他，希望他多保重，然后鞠了个躬，赶紧走进了电梯。

　　在返回酒店的路上，我好长时间都难以平静。乔先生显然自知不久于人世，因此抓紧时间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在访谈伊始，乔先生便和我说，他是在和时间赛跑，争取在死神来临前做好几件事。而我的到访，显然也进入了他的安排日程之内。他专门将自己出版过的《公墓管理研究新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赠我。我翻看时发现书中很多内容都用圆珠笔整齐地进行了勾画，有些书页还被折叠并专门写上了字，一些段落旁被打上了问号和叹号。正在我有些狐疑时，乔先生对我说，这些折页或划线的地方，是他在写这本书时比较得意或者仍存有疑问之处，希望我在阅读时继续深入地思考。很明显，乔先生对我是有所期待的。可扪心自问，我有何德何能?

　　就在我回京后的第三天，乔先生发来了那篇题为《“我俨然是个殡葬界的人”》的文章。并郑重叮嘱我，如果将来有朝一日《当代中国殡葬改革访谈录》出版，就收录这篇文章。至于我们那天的访谈内容，就不要发表了。从那以后，我也时常会和乔先生联系，交流一些看法。有时，乔先生也会发自己的照片过来，表明他的状态很好。

　　2019年8月底，澎湃新闻拟专门开辟专栏讨论中国的殡葬历史和殡葬改革问题，并邀请我回答网友的提问。对于澎湃新闻的这一创意，我是赞同的。长期以来，殡葬改革领域都缺乏一个发声的平台，特别是缺乏平等互动的舆论空间。如能借助澎湃新闻提供的平台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对殡葬改革来说未尝不是好事。然而，我也深知，殡葬历史源远流长，各地习俗又差异很大。特别是有些现实问题还很敏感，一旦回答不当会引起麻烦。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一邀请。网友们的提问是很活跃的，各种问题都有。很多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个别嘲笑我无知的网友也有。当我将相关专栏链接发与乔宽元先生后，乔先生很快给予了回复。

　　“马老师你好!你身为教授，敢于公开接受事关争议最多的殡葬领域的网上提问，十分敬佩!提问者所提问题也十分深刻。可见，此事已引起各方的重视和思考，也将引发我的深入思考;同时，我也敬佩澎湃新闻的编辑，敢于就敏感领域开设专栏，这是需要胆略的，请转达向他们的感谢!此专栏如能坚持2-3年，将是现代殡葬史上的一件大事。你与编者以及提出问题的各位，也包括读者在内，都在创造着这段历史!这绝非高评，殡葬史上何曾有如此的盛况!?这是我的祝愿，也是我的期待。古稀老人乔宽元”

　　通过这封简短的回信，完全可以看出，乔先生是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来评判这一事件的意义的。其中既有对后进的肯定和鼓励，更有着对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殡葬事务的期盼。他希望社会各界能够重视殡葬改革，冷静客观地讨论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推动殡葬改革事业的发展。

　　2019年11月中旬，当我完成了《殡葬改革需要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文章后，通过微信发与乔先生过目，希望能得到先生的指点。可微信那边迟迟没有动静。我预感到情况不妙。通过上海的朋友了解到，乔先生病发再次住院，情形不容乐观。不久，便得知了乔先生过世的信息。

　　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有着精深的研究后，不免时而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这种感觉倒不是如金庸小说中“独孤求败”那种问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孤傲，而是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在同一境界对话辩难而产生的寂寞感。乔宽元先生曾经和我说起，他时常会感到很孤独。他经常会将一些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以及片段的思考发我。比如前几年生命晶石还未推广之时，乔先生就曾将专门的方案发我，希望我提出一些建议。不过，我肯定让他很失望。乔先生在殡葬改革思考上的深度和高度，诚非我所能够企及的!

　　自从进入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以来，先后有数位师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不要再从事殡葬改革的研究了，及早地改变研究方向。几位师长的良苦用心，我完全理解。发不出文章的尴尬与焦灼，我又何尝没有体会过!?在重视论文发表和课题获取的高校，不能快速地出成果等于自杀。可每想起殡葬事务属于民生的一个重要领域，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又非常的滞后，特别是想到乔宽元先生的殷殷期待，时至今日，我还是在这个研究领域顽强地坚持着。而乔先生传授我的科研经验，事实证明确实有效，也正在使我不断有所收获。

　　转瞬间，乔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每当科研陷入了困境，我时常会将乔先生发来的文章一读再读，或者将微信聊天记录翻出来看一看、想一想。每次想起乔先生，头脑中都会浮现出那位满头银发、和蔼可亲的睿智老人，耳边似乎也会响起他那轻柔而又有力的话语，感到肩上还有着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