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系统博大精深远超马云想象，携技术以令央行意欲何为

　　中国金融系统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中国金融系统有没有借鉴西方，有借鉴。但是，如果把中国金融系统完全看成是对西方的追随和复制，把西方金融系统的根本缺陷强加到中国头上，对中国金融系统，尤其是对央行的监管横加指责，那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无知无畏。

　　马老板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获得成功是一回事，真正理解如何成功则是另一回事。具备获得商业成功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也具备真正理解商业何以成功的能力。

　　如果单纯从技术创新上看，淘宝所需要的新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从欧美、日本引进，为何欧美、日本类似于淘宝的公司从未取得淘宝的成功。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淘宝的成功的关键，并不在技术创新，而在中国独特的人民和独特的文化。

　　或者说，淘宝的成功是西方技术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但是，西方技术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是“中体西用”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实际，是西方技术服务于中国实际。

　　蚂蚁金服的基础是支付宝，支付宝的基础则是淘宝，而淘宝的基础则是具备独立自主经营精神的广大中国人民。

　　最近，大家都在纪念、怀念抗美援朝，毛主席1953年曾经对抗美援朝成功的原因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是依靠人民，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其次才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确的组织。

　　从根本上看，淘宝的成功的根源，也与抗美援朝一样，是依靠人民。无论买家和卖家，都是具备独立自主的精神去经营和生活的人民，每一位人民，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都是天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每一个都是天然的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这一点唯有在中国能够做到，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做不到，包括被认为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在美国，包括整个西方，唯有上层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精英们，才具备独立自主经营精神。对广大的普通民众，则是独立自主精神的普遍缺失。

　　举个例子。

　　此前美国出现大规模的“低端产业”转移，将其制造业转移出去，结果其主要目的地是中国。这一点曾经被大肆讴歌，说美国专门从事高端产业，而中国则是低端云云。

　　其实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力并非什么高端、低端，也不是成本，而是有没有人愿意做。对于美国的大公司、大资本家来说，制造业的利润是很低，但是，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大富豪、大资本家，也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大公司就业。相反，大部分的美国人是不富裕的，甚至贫穷的，他们也无法挤入大公司工作。那么他们为何不去承接大公司所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他们为何不去籍此来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而白白地将机会让给广大的中国人民？当广大的中国人民凭借“低端的”制造业富裕起来时，广大的美国人民则依然如故，甚至倒退。

　　答案就在于，中国人民天然具备独立自主的经营精神，习惯于独立自主的进行生产和经营，而美国人民则缺乏这种精神。很多人说，中国人勤劳能吃苦，美国人懒惰不能吃苦，这只说对了一半。中国人勤劳能吃苦的根源则是其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为了能够独立自主而勤劳吃苦。美国人不勤劳不能吃苦，根源也在其缺失独立自主精神。

　　独立自主的经营精神就是被熊彼特吹嘘为“企业家精神”的内核，企业家精神在美国，在西方是短缺的，仅仅为少数精英们所有，但是在中国，却是泛滥的，遍地都是，为普通的中国民众所拥有。

　　也就是说，在中国遍地都是老板，每一个中国人天然具备老板精神。而在美国，只有少数人是老板，广大的民众则是依附性、依赖性很高，都天然的打工的。

　　中国广大民众所普遍具备的独立自主的精神、老板精神，不仅让美国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而且，也会发现一切可以发现的机会，在整个制造业的生产链条中，凡是可以独立的，就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由一个新老板来独立经营。甚至一个小小的零件都是由一家单独小工厂单独地完成。在中国的制造业中，就对生产链进行了无限拆分，形成无比精密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协作。

　　因此中国的制造业，是个人化的，集群化的，每一个个人都是老板，所有的个人老板组成一个大集群。

　　这种个人化的、集群化的特征也体现在零售业上。中国零售业的主要业态是小商品城。一个大市场被分割为密密麻麻的无数个小摊位、小店铺，每一个小摊位、小店铺都是由一个独立的个人、家庭来独立自主地经营。他们看起来很辛苦，但他们都是一个个的老板，既然是老板就要独立自主，为了独立自主他们不得不勤劳吃苦。

　　其实淘宝的成功，不过就是把线下的小商品城搬到网上。为什么马云来自浙江杭州，或者说，为什么来自浙江杭州的马云获得了成功，这都不是偶然的。因为浙江的小商品城最发达，作为其中的翘楚义乌已经成为全球的小商品集散地。耳濡目染，马云对小商品文化更为了解，这是文化优势。

　　中国的这种孕育独立自主精神独特文化，不仅孕育生产和零售上的批量的个人化老板，而且也孕育个人化老板之间的高度的协作和信用。事实上，协作、信用与独立自主是一体两面。就像要独立自主，就必须勤劳和吃苦一样，要独立自主，也必须相互之间的协作和信用。

　　独立自主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在文明伊始的伏羲时代便是如此。这也意味着，协作和信用也是中国文明、中国社会的固有特征。中国就是协作社会、信用社会。

　　从古至今，中国社会的独立程度、协作程度、信用程度，都远远超越中国之外的文明。就眼下而言，中国社会的独立程度、协作程度、信用程度，是远远超越美国的。

　　实践层面，历史上的中国很早很早就发明出先进的信用理念和信用工具。中国信用理念和工具的先进性和古老性，远远超越现代人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所以，马云们才可以对中国传统的金融无知无畏、肆无忌惮。因为现代人所受的教育是基于西方范式的，对中国传统的学术则是彻底否定。而西方学术方式则是基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在信用上远远落后于中国。

　　人类最早的协作和信用工具是契约，而契约则是由远古时代的中国人所发明。契约在西方的出现不仅远比中国为晚，而且是异化的、变态的。而且此时西方是不是欧洲，而是古两河地区，欧洲尚为荒蛮之地。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之治，万民以察”。结绳和书契就是中国最原始的契约，结绳最早，书契次之。结绳就是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就是刻有契齿的小木片。因此，“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契约”二字就直接来自书契和结绳，“契”就是书契、木片，“约”就是结绳、绳子。

　　关于作为原始形态的“结绳”和“书契”，直接的文献记载比较少，但是，甲骨文的字形结构中却保留的大量信息。事实上，结绳和书契不仅是原始形态的契约，也是成熟的符号系统。甲骨文之前，中国尽管没有字，但是却存在成熟的记录符号系统，最主要的就是契约符号，即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甲骨文造字时，就是以契约符号为基础，对其进行直接借用。即契约符号是甲骨文的基本字形结构。因此，我说甲骨文是契约文字。

　　不仅甲骨文的基本字形结构是契约符号，而且甲骨文的造字也是基于契约原理和契约场景，因此，一个甲骨文字形中包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记录了上古时代的契约情况。关于甲骨文是契约文字，以及破解甲骨文中的历史信息，我在前面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和视频，请参考。

　　综合传统文献、甲骨文，以及考古资料，可以得知，中国的上古时代，即中国文明的早期，是一个“契约而治”的“契约时代”，那时没有政府，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是通过契约来实现。或者说，契约替代政府，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

　　政府在中国的出现是在尧舜时期，尧舜是五帝时代末期，这样“三皇五帝”时代就是无政府的，就是纯粹的“契约时代”。“三代”时期尽管政府已经存在，但是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的参与度不高，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是高度契约化的，因此，从根本上看，三代与三皇五帝一样，也是契约社会，只是不那么纯粹。

　　契约时代终结于春秋时期。孔子说的“礼崩乐坏”，实质就是契约社会的崩溃，因为礼乐的核心就是契约。春秋战国的大混乱直至西汉才真正结束，但是一种崭新的制度范式和治理范式开始出现，政府替代契约，开始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

　　契约时代的契约，与现在的契约有着本质不同。契约时代的契约是“直接契约”，其基础是契约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直接信任、信用。现代的契约则是一种间接契约，其基础并非契约方之间的直接信任、信用，而是具备最高权威的第三方，就是由政府和暴力作为支撑的法律。不妨将前者称之为“信用式契约”，将后者称之为“法律式契约”。

　　“法律式契约”是“信用式契约”变异、变态，首先出现在4200多年前的古两河地区，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期。最早的“信用式契约”是结绳，其出现的时间在中国文明之初的伏羲时期，至少在10000年之前。现在已有明确的证据，“法律式契约”在古两河的突然出现，是中国“信用式契约”西传和变异的结果。

　　现代欧美的契约也是“法律式契约”，其源头就在古两河。而中国现行的契约也是法律式契约，又来自欧美。

　　在中国的“信用式契约”中，信用的源头在个人，即个人是信用的创造者；而在西方的“法律式契约”中，信用的源头不在个人，而在作为第三方的法律，而支撑法律的，则是教会和政府。

　　尽管契约制度在春秋崩溃了，尽管在现代西方的“法律式契约”又成为中国契约的主流，但是，“信用式契约”的基本精神，依然在中国顽强存在。中国社会的深层，依然是“信用式契约”式的，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高度的直接信用、信任。

　　事实上，“信用式契约”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春秋之后，通过两种途径来传承，一个是学术线，一个是实践线，而且以实践线为基础。学术线就是读书做学问，传统学术的核心是儒家，儒家的核心在四书五经。实践线则是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家庭生活、经济活动、政治实践等。

　　儒家之所以成为传统学术的核心，根源在于儒家很好地总结和继承了“信用式契约”的基本精神。“信用式契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就是孔子说的“仁”，也是《中庸》说的“诚者天之道”，这些都可以被概括为“义理”。

　　义理不仅仅存在于儒家经典、儒家学说中，更存在于中国民间的、基层的社会实践中。事实上，民间的、基层的社会实践，要比学术稳定地多，是中国文化存在和传承的基石。因此，孔子说“礼失求诸野”，上层出了问题，一定是由民间实践来纠正。因此，在学术上否定儒家绝不意味中国文化被彻底否定。

　　事实上，正是通过继承的民间实践，当下的中国社会的精神内核，依然是“信用式契约”精神，依然是义理。中国的社会依然是义理式社会，中国的政府依然是义理的式政府。中国的央行也是义理式央行。

　　从技术上看，结绳是人类最早的信用工具、信用符号，甚至也是人类最早的货币。理论上，结绳和书契是可以充当货币的。事实上，书契的确用来充当货币。

　　因此，从中国的金融史、货币史看，最早的货币并非实物货币，而是信用货币，是结绳、书契，或者是“绳币”、“契币”。

　　金融的核心是信用，而信用的核心则是义理、道德。中国文明的金融、信用思想不仅古老的可怕，而且领先的可怕。其领先之处就在于，抓住了金融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义理、道义、道德。

　　如果脱离义理、道德，而把金融单纯当成一种技术，但就必然导致金融工具的滥用，而导致金融危机。西方之所以屡次地出现，周期性地出现金融危机，根源就在于义理、道德的缺失，把金融技术化。

　　中国金融技术历史以来都是高度发达的，都是基础直接信用的。宋朝出现的纸币，不过契约时代的“绳币”、“契币”的翻版，介质换成了纸而已。但是自古至今从未出现过近现代西方式的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金融、信用是基础义理的，义理对金融工具的滥用构成了制约，包括个人层面的主动制约，以及政府层面的监管。中国金融技术的发达，也意味中国金融监管技术的发达。中国的金融监管也是义理式监管。

　　中国的政府是义理式政府，中国的央行也是义理式央行，接受央行的监管就是接受义理的制约。

　　显然，马云关于金融的认知是缺失义理、道德的，而只看到了利益和技术。仅仅利益和技术，对中国金融系统，尤其是对央行的监管和政策说三道四，就是无知者无畏，或者利欲熏心。用所谓的“大数据”新技术去重构金融系统，重新定义金融和信用的想法无疑是浅薄无知的，如果听之任之，只能制造新的金融危机。

　　因此，央行需对蚂蚁系严格监管，为其套上义理的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