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国金融》专栏｜基层金融人的良师益友

　　2020年10月，《中国金融》迎来创刊70周年华诞。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本金融期刊，《中国金融》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金融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成为金融政策解读和工作交流的权威媒体。回想我与《中国金融》的初识，虽已过去20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进入人民银行丽水地区分行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中国金融》。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金融专业杂志。它封面素雅，内容充实，集中宣传金融系统重要的方针政策和工作动态，既有“高大上”的宏观视野，也有基层一线的实操经验，“营养”十分丰富。从此，我和《中国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成了我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给我带来了大量的工作灵感，让我持续追踪和掌握全国各地金融改革的实践经验，开阔了视野，拓宽了工作思路。每次翻阅《中国金融》，心中总是充盈着喜悦和期盼。

　　基层金融改革工作的指针

　　进入人民银行工作以前，我是丽水第一批“深山行，走基层”的记者，也曾在丽水地区行署办公室担任领导秘书，其间我几乎走遍了丽水地区所有的乡镇。在这段工作经历中，我发现丽水山区由于缺乏金融支持，林农们只能困在大山中，于是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借助金融之力帮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走上致富道路。

　　从事金融工作后，我时常研读《中国金融》，尤其关注金融改革方面的话题。但凡见到“改革”题目的文章，我都认真品读，深入领会。比如，1995年第5期发表的《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 为金融改革和发展提供坚强保证》、1996年第9期发表的《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1997年第11期发表的《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广东金融改革和发展》、1998年第1期发表的《我国跨世纪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新篇章》等文章如醍醐灌顶，坚定了我推进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的信心，廓清了改革的思路和措施。我根据《中国金融》传达的政策信号，结合各地金融改革的经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最终依托丽水“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独特地理环境，找到了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的突破口。2006年我担任丽水市中心支行行长，与同事们共同探索林权抵押贷款模式，推动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迈出了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的第一步。

　　在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的征程中，《中国金融》一直陪伴着我。每当改革推进遇到难题时，《中国金融》总能激发我产生克服困难的良方，带给我前行的动力。作为一名基层央行管理者，我特别关注“基层声音”“一线话题”“观察思考”等栏目，从中了解基层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和实际问题。每当读到来自全国各地基层的成功经验或先进事迹，我都会铭记在心，在工作中加以吸收和借鉴。

　　2009年，为解决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问题，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牵头在全市开展农户信息采集和信用评价工作。这项庞大工程需要走村串户，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有一次，我和市委书记下乡，晚上借宿在老乡家里。那是一户贫困家庭，房屋破旧，窗户透风，寒气逼人。在这个不眠之夜，我脑海里不时回想起《中国金融》曾经刊发的关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解读和各地的实践经验，并逐一梳理自己正面临的各种工作难点，最终形成了丽水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清晰思路。

　　基层“好故事”的传播者

　　《中国金融》始终坚持贴近基层，注重传播基层的动态和声音，通过开辟专栏，邀请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一线从业人员共同讨论，为读者了解基层的信息、倾听基层的声音提供了有效的渠道。通过《中国金融》这一权威平台，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作者齐聚一堂，分享经验和收获，不断激励读者对金融事业的更高追求和热情。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金融》不仅见证和记载了中国金融事业发展壮大的历程，同时也承担起传播金融文化和宣传基层典型的任务，成为了基层“好故事”的热心传播者。

　　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准在丽水市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同年，我基于丽水金融改革实践在《中国金融》上发表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丽水模式》，首次向全国宣传介绍了丽水地区农村金融改革的创新实践经验。2013年至2014年，我陆续发表了《打造普惠型农村金融模式》《推动农民财产资本化——丽水的实践》《农民住房使用权抵押贷款创新——以浙江丽水为例》以及《普惠型农村金融改革探索》等文章，在全国金融系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文章在《中国金融》这样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不仅是对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认可，也使身处改革第一线的我和同事们备受鼓舞。此后的几年间，我全心全意扑在丽水农村金融改革事业中，脚踏实地、锐意创新，使丽水农村金融改革模式在全国许多地方得到复制和推广。2013年，我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我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获党中央、国务院表彰。我也因此成为了人民银行系统唯一两次荣登《中国金融》封面的地市中支行长。这份荣誉给予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进一步加深了我与《中国金融》的不解之缘。

　　2019年，我调任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工作环境的变迁没有中止我与《中国金融》的情缘。同年，我们承办了《中国金融》在浙江省的培训交流会，我也借此机会与许多记者和通讯员进行了现场交流，进一步了解了新时期《中国金融》杂志的办刊思想和舆论导向。到绍兴工作后，我延续丽水工作的经验，不断下基层、进企业走访调研，针对风险企业破产出清问题，我结合枫桥经验在金融领域的运用，撰写了《“僵尸企业”市场化出清路径》和《运用枫桥经验优化市域金融治理》等文章，先后被《中国金融》刊发。

　　基层金融人的好伙伴

　　《中国金融》创刊于1950年10月。彼时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金融业刚刚摆脱国民党时期酿成的恶性通货膨胀，构建一个与新中国政治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共命运，与广大金融人同唿吸。过去70年里，作为人民银行的“官方刊物”，《中国金融》始终保持初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时传达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引导和鼓舞金融业广大干部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中国金融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和改革开放贡献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尽管《中国金融》定位高端，但在基层读者眼里它又是一份相当“接地气”的刊物。它的选题切合实际，不流于清谈；它的文风朴实无华，不故弄玄虚；它的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就像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伙伴，用质朴平实的语言指导基层金融工作；同时它也是金融人的精神家园，成为金融监管部门与一线工作人员相互交流的平台。

　　在70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权威性，《中国金融》既不依靠自封，也不依仗其独特的“官方优势”，而是凭借高质量的办刊标准。过去几十年，我本人也曾从事过新闻报道，在步入金融岗位后更是接触了许多媒体和记者，但《中国金融》编辑对文章选题的严肃认真和对文字表述的一丝不苟着实令我由衷地钦佩。在与《中国金融》深入接触交流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动的是编辑对稿件和作者的尊重，体现了新闻工作者优秀的专业素养。作为基层撰稿人，自己的文章原稿基础往往并不理想。但责任编辑总能从中发掘闪光点，并以真诚的态度与作者反复交流，指导作者不断提炼和升华文章主题，同时以工匠精神逐字逐句对文字进行精心梳理打磨，使原本粗糙的稿子焕然一新。他们尊重作者的原创观点，但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绝不敷衍了事。他们在编辑过程中默默无私的奉献精神令我备受感动。《中国金融》编辑的一席话令我印象深刻：编辑与作者就是“荣辱与共的合伙人”，文章发表事关彼此的“脸面”，所以双方都马虎不得；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对事不对人，无论是知名大家还是普通作者，在文字面前一律平等。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高素质的编审团队，《中国金融》才能始终保持极高的专业水准，屹立在金融宣传阵地的制高点。

　　在日常工作中，时常有年轻人问我如何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尽快成为合格的金融工作者。每当这时，我都会递给他们一本《中国金融》，相信他们能在这本历久弥新的刊物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历经70年风云变幻，《中国金融》必将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创新发展。但我相信，它与基层金融人结下的情缘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日益深厚和牢固。衷心祝愿《中国金融》继续站在时代前沿，顺应发展形势，在金融改革开放大潮中不断焕发新的活力。